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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北京福彩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4 00:51:4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,促进公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谓“直接税”,通常是指税负不能转嫁,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,包括个人所得税、企业所得税等所得税和房产税、车船税等财产税。与之相对,“间接税”是指纳税人能够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,比如增值税、消费税和关税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仲礼、丁薛祥、乃依木·亚森(维吾尔族)、于伟国、万鄂湘、习近平、马伟明、马逢国、王东明、王东峰、王光亚、王刚、王岐山、王沪宁、王国生、王建军、王砚蒙(女,傣族)、王宪魁、王勇超、王晨、王银香(女)、支月英(女)、尤权、车俊、巴音朝鲁(蒙古族)、邓丽(女)、邓凯、艾力更·依明巴海(维吾尔族)、左中一、石泰峰、布小林(女,蒙古族)、旦正草(女,藏族)、叶诗文(女)、史大刚、史耀斌、白玛赤林(藏族)、白春礼(满族)、丛斌、冯淑玲(女,满族)、吉狄马加(彝族)、吉炳轩、吕世明、朱国萍(女)、向巧(女,苗族)、刘艺良、刘远坤(苗族)、刘奇、刘海星、刘家义、刘赐贵、齐玉、江天亮(土家族)、许为钢、许立荣、许宁生、许其亮、孙志刚、苏嘎尔布(彝族)、杜家毫、杜德印、李飞、李飞跃(侗族)、李玉妹(女)、李伟、李作成、李希、李学勇、李钺锋、李家俊、李鸿(女)、李鸿忠、李强、李锦斌、李静海、杨洁篪、杨洪波(白族)、杨振武、杨蓉(女)、肖开提·依明(维吾尔族)、肖怀远、吴月(女,黎族)、吴玉良、吴英杰、邱勇、何健忠、何毅亭、邹晓东、应勇、冷溶、汪其德、汪洋、汪鸿雁(女)、沙沨(女,回族)、沈春耀、沈跃跃(女)、张又侠、张少琴、张升民、张平、张业遂、张庆伟、张志军、张轩(女)、张伯军、张春贤、张毅、陆东福、陈全国、陈求发(苗族)、陈希、陈武(壮族)、陈竺、陈润儿、陈敏尔、陈锡文、陈豪、武维华、苗华、林建华、林铎、罗保铭、罗萍(女,哈尼族)、罗毅(布依族)、郑军里(瑶族)、郑奎城、降巴克珠(藏族)、赵乐际、赵宪庚、赵贺、郝明金、胡和平、咸辉(女,回族)、哈尼巴提·沙布开(哈萨克族)、段春华、信春鹰(女)、娄勤俭、洛桑江村(藏族)、姚建年、骆惠宁、袁驷、栗战书、夏伟东、徐延豪、徐绍史、徐留平、殷一璀(女)、高红卫、高虎城、郭声琨、黄久生、黄龙云、黄志贤、黄坤明、黄路生、曹建明、曹鸿鸣、雪克来提·扎克尔(维吾尔族)、康志军、鹿心社、彭清华、董中原、蒋卓庆、韩立平、傅自应、傅莹(女,蒙古族)、谢经荣、楼阳生、嘉木样·洛桑久美·图丹却吉尼玛(藏族)、赫捷、蔡达峰、蔡奇、廖晓军、谭耀宗、魏后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意见》提出,要“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”。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,迈出了从分类征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转变的第一步,将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种所得,合并为综合所得按年汇总纳税,初步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。这一改革使绝大多数人税负明显降低,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税收流失,促进了公平,但与真正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相比仍有明显差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意见》提出要“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”,表明房地产税立法继续“难产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收流失严重,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比重较低(历年最高8.87%,2019年6.58%)的主要原因。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关键之一,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。从长远来看,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,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、简化级次,是减少个人所得税流失,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,实现“量能负担”、税负公平的必由之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意见》提出要“健全地方税体系,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,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,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”。路径有三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间接税针对消费流量征税和比例税率的特点,使其与经济发展同步上升或下降,财政抗风险能力较低。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和针对存量课征的财产税,则具有更强的“自动稳定器”功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,我国长期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。这一结构存在诸多问题,比如不公平,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比高收入者更高。举个例子,隔壁老王每月收入1000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为50%;某公司高管王先生每月收入10万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只有5%。由于增值税等间接税往往是比例税率,同样一个馒头对老王和王先生都是13%的增值税,隔壁老王在吃饭消费中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要远高于王先生。因此,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”的因素,使得中低收入者基本消费支出的税负高于高收入者,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健全地方税体系,充实地方财力